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周潇枭 北京报道 2026年是“十五五”的开局之年，要充分释放经济增长潜力，推动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，需要加大扩内需的政策力度。
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，2026年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，优化“两新”政策实施，释放服务消费潜力。推动投资止跌回稳，适当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规模，优化实施“两重”项目。
2025年我国安排3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用于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，带动新能源汽车、家电、手机、家具等实现较高增长，进而带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的回升，促消费政策效用明显。当前，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稳步推进，民生补短板投资稳步增长，装备制造业投资、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投资等保持较快增长。不过，受房地产市场调整、投资收益下降、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等多重因素影响，2025年整体投资增速转负。
“十五五”时期要如何提高居民消费率？2026年要如何大力提振消费？如何壮大中等收入群体？如何保持投资合理增长？如何激发民间投资活力？如何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？带着这些问题，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尹艳林。
（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尹艳林，受访者供图）
《21世纪》：2024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为39.9%，与发达国家相比有约10—30个百分点的差距。“十五五”规划建议明确提出，居民消费率要明显提高。什么样的消费率是比较合适的？要如何推动居民消费率的提高？
尹艳林：支出法的GDP核算，是由最终消费支出、资本形成总额、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三部分汇总而来。消费率是最终消费总额占GDP的比重，按最终消费支出主体划分为居民消费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。其中，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为居民消费率。
消费率的高低，是由最终消费支出在GDP的比重决定的，是一个相对数，和经济发展阶段、当年的出口和投资形势密切相关。比如改革开放之初，我国消费率超过60%，后来随着出口和投资规模的扩大，消费率就渐渐下来了。从年度趋势来看，如果当年消费增速较快，投资和出口增速偏低，那当年的消费率就会走高。相反，如果当年投资或出口增速较高，消费增速偏低，那当年的消费率就会走低。比如，2025年因为投资增速明显回落，可以预判到消费率会较上年走高。
因此，消费率是动态变化的。整体来看，我国的消费、投资、出口规模在不断扩大，但是因为年内消费、投资、出口形势存在变化，消费率会出现年度间的波动，不好进行年度间的静态比较。
当然，推动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，这是个方向。考虑到“十五五”时期外部不确定性较高，大国经济都是以内需为主体的，消费增长还有很大空间，可以多措并举提升居民消费率，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、消费拉动、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。
要提高居民消费率，关键要提高居民收入，要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，增加消费能力；还要提高消费意愿，这需要减少消费限制，可以清理汽车、住房等消费不合理限制性措施，扩大优质消费品和服务的供给；还须解决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。
当前，外界在解读消费不足时，存在一定的误读。近些年来，我国社会保障水平在不断提高，收入分配也在不断优化，这些都有助于消费需求的释放。近些年我国消费增长相对低迷，背后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收入增长的预期不稳，大家对于经济增长、就业前景存在担忧，所以消费相对谨慎。尽管经济运行面临一定压力，消费恢复相对偏慢，但是过去四年多的时间里，居民储蓄累计增长超过70万亿元，只要推动部分资金进入消费或投资市场，就能带动需求的恢复。这需要宏观调控发力，来改善市场预期，进而推动需求的释放。
《21世纪》：2026年要如何稳定大家的预期？政策方面如何发力？
尹艳林：要稳定市场预期，2026年经济增长目标不能定得太低。经济增长目标的合理设定，关键要推动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，推动经济增长潜力得到充分释放，建议2026年定在5%左右。
要推动实现5%左右的增长，要继续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要真正落实下来。财政政策方面，要保持必要的财政赤字、债务总规模和支出总量，尤其是中央政府还有举债空间，要维持一定的政策刺激力度，要扩大政府投资规模。货币政策方面，2026年降准、降息都有空间，要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，让实体经济感受到相对充裕的流动性，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、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，推动改善市场预期。
2026年还要推进深层次改革，包括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、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、健全地方税体系等。还要加力解决好拖欠企业账款的问题，这样能改善企业现金流，进一步畅通经济循环。
市场的各种悲观预期，具有自我实现的特点。因此，2026年要加大政策支持和结构性改革的力度，以此来打破悲观预期循环，增强微观主体的获得感，推动提振信心、改善预期。
持续壮大中等收入群体《21世纪》：消费是收入的函数。“十五五”时期，要如何确保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，又该如何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？为何要推动中等收入群体的壮大？
尹艳林：近年来，我国居民收入增速和经济增速基本是同步的。从收入分项数据来看，工资性收入与经济增速同步度较高。近些年，随着投资回报率的下降，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速也随之下降。
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，要建立流动顺畅的劳动力市场，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市场化配置，推动实现更充分的就业；要健全各类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、按贡献决定报酬的初次分配机制，促进多劳者多得、技高者多得、创新者多得，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等；再分配方面，要完善直接税体系，健全经营所得、资本所得、财产所得税收政策，增加政府资金用于民生保障支出等。
从分项收入来看，提高工资性收入，要推动经济增长潜力得到充分释放，创造更多高质量工作岗位，还可以考虑优化个税制度，可以考虑提高个税起征点、降低边际税率、加大专项附加扣除等，来增加居民的实际收入。提高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，要优化营商环境，减轻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税费负担，健全经营所得、资本所得、财产所得税收政策，改善企业经营利润，鼓励上市公司更大力度分红。提高转移性收入，要在民生方面加大财政支出力度，提高对重点困难群体的补助标准，提高医保补助标准等。
国家统计局曾经就中等收入群体给出过标准。我国三口之家家庭年收入的中等收入家庭标准，是年收入在10万元到50万元之间的家庭，大概有1.4亿户左右，对应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。中等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比较有保障，恩格尔系数（食品支出占个人消费支出比重）比较低，收入用于基本消费的比例较低，更多的资金用于发展型消费、服务消费。中等收入群体，往往有一定的富余收入，积累了一定财富，生活较为宽裕，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较强，对住房汽车、文化体育、休闲旅游、医疗康养、教育培训等中高端商品和服务消费有更多需求。随着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壮大，整个需求结构会发生变化，服务业占比会不断提高，内需会不断壮大。
《21世纪》：2026年可以推出哪些提振消费的举措？
尹艳林：继续推行针对汽车、家电、手机等商品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，并且优化“两新”政策的实施，带动相关重点商品消费的增长。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，继续推进育儿补贴等惠民生政策。清理汽车、住房等消费不合理限制性措施，提升大城市的治理水平，释放相关消费需求。放宽准入，扩大医疗、教育、文化等服务消费。落实带薪错峰休假制度，可以探索错峰休假、灵活休假的机制。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，加快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，引领新型消费加快发展。
适当加大政府投资力度《21世纪》：2025年1-11月份投资同比下降2.6%，四季度投资增速在明显回落。“十五五”时期，要如何保持投资合理增长？如何推动实现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？
尹艳林：投资还是非常重要的，“十五五”期间要保持投资合理增长，民间投资要更有效益，政府投资要优化结构。当前，我国还处于城镇化、工业化的进程中，新型城镇化建设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、产业投资等都还有很大空间。尤其是随着“十五五”时期的重大标志性工程项目陆续落地，2026年投资有望恢复增长。
中央明确要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。当前，传统产业占比超过八成，冶金、化工、机械、纺织、船舶等传统工业在稳步推进转型升级，在智能化、绿色化、融合化的发展过程中，还有大量的投资需求。另外，培育壮大新兴产业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项目，也有很大投资空间。
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过程中，实施城市更新、地下管网建设改造、推动未落户常住人口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等，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力度还需加大。这个过程中要注重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。当前我国人口虽然进入负增长阶段，但是人口依然存在从农村到城镇、从小城市到大城市、从大城市到更大城市的流动，这会带来住房、家电、教育、医疗等需求的扩张。因此，医疗、教育、养老、口袋公园、健身设施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投资布局，要跟随人口的结构变化和流动，进而推动人们相关需求的释放。
《21世纪》：如何优化政府投资结构？又该如何激发民间投资活力？
尹艳林：在当前民间投资不足的情况下，政府投资要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，2026年需要适当加大政府投资力度。政府投资要注重公共利益，优化政府投资结构就是要更加注重民生，注重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。
要激发民间投资活力，需要进一步放宽准入，可以通过政府投资基金加以引导，让民营企业能更多地参与一些重大项目，比如当前核电项目民资入股比重提高到20%，其实可以进一步提高。可以完善交通、能源等领域价格形成机制，提升相关公共事业领域投资收益，吸引民间投资参与。还要推进重点领域改革，比如推动运力资源调配方面的改革，这样才能提升民企在铁路等领域投资的积极性。
《21世纪》：建设强大国内市场，需要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。“十五五”期间要破除哪些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卡点堵点？
尹艳林：建设强大国内市场，要大力提振消费、扩大有效投资，还需要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卡点堵点。
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，才能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，要推进要素的市场化配置、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、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等重点工作。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，要进一步厘清政府和市场关系，全面落实依法行政，减少政府对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，规范政府招商引资行为，加大对地方保护行为的惩处力度，完善统计、财税、考核制度，优化企业总部和分支机构、生产地和消费地利益分享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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